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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增长长波并未结束

发布时间:2019-10-09 20:59:36

  中国经济高增长长波并未结束

  中国经济是保持高速增长继续上行,还是减速下行?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否进入了拐点?这些问题一时间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下降通道。即使近期因某些宏观经济指标下降导致经济增速有些放缓,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合理回调,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并未结束。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左右应该不成问题。如果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未来几年也有望保持8%以上的强劲增长,不会出现增长率在7%以下的经济衰退。

  一、投资增速放缓是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的表现,不会引发投资需求萎缩而导致经济衰退。

  有些专家学者以近两个月投资增速放缓为依据,认定未来经济将减速下行。其实,把较高的投资增速降下来,建立需求结构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避免经济过热,恰恰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所在。投资增速下降,表明政府“点刹车”式的宏观调控有效控制了投资需求释放的节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这无疑有助于拉长此轮经济景气周期的长度。目前的投资增速下降,是投资增速的一种正常调整和向合理水平回归的表现,是经济从过热边缘走向正常增长轨道的表现,是政府宏观调控取得实际效果的表现,是政府希望看到的。

  投资增速放缓并不会导致投资需求萎缩。因为从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看,由于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我国的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增速放缓并不会导致经济产生剧烈波动。

  具体说来,导致我国未来几年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速的因素主要有五:其一,在建项目的拉动。今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建项目还很多,投资规模仍然很大。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报告显示,只有不足6%的在建项目被叫停,仍有8万多个在建项目和95%以上的投资规模得以保留。今年月,固定资产投资在建施工项目个数110384个,同比增加11197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18975亿元,同比增长28.7%。月新开工项目56273个,增加1049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1268亿元,增长24.9%。有些在建项目投资周期很长,需要根据项目进程持续追加投资,这对未来几年投资增长具有显着的拉动作用。

  其二,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投资力度的加大,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以及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构成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由于“煤电油运”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未来几年国家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长。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铁路、大型水电和核电站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开工建设,也为未来几年的投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其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既构成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也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尽管有些学者对政府注重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颇有微词,但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或承认不承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化工业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重化工业发展对带动投资的作用是相当显着的。数据表明,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扩张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与工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分不开的。至于城市化,其和工业化是紧密联系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尤其为重化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重化工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发展所提供的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据统计,目前全国工业产出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集中在城市。城市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城市具有显着的辐射作用,其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  从25%提高到70%,几乎都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1993年城市化水平才仅仅28%,2003年就达到了40.5%,专家预计总共不到50年就能达到70%。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相应要求加快供水、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而这必然导致对钢材、水泥、汽车、能源等的需求增加,从而在客观上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大。

  其四,作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长极”,因为重大事件或国家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将获得很大的投资机遇和动力。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重大事件,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将影响这些“城市增长极”今后几年的投资规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也为西安、成都、重庆、沈阳、哈尔滨、郑州和武汉等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据统计,上述10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20%,其投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及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相当明显。

  其五,从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看,民营经济已在某些方面取代政府经济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性行业,而且,民营经济发展将首次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民营经济将与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所有这些,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极大地调动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情,拉动投资规模的扩大。民营资本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最具投资增长潜力的“投资增长极”,对投资需求增长将起到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自去年4月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的一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呈现出平稳回落之势,而且这一趋势仍会得以延续。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看,增速已由2003年的27.7%回落至2004年的25.8%,到今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22.8%。但是,由于对投资的调控不是全面紧缩投资需求,而是实行结构式调控“有保有压”,加之在调控方式上采取“点刹车”,因而投资增速不可能出现全方位的、快速大幅的下滑。从现有数据和发展趋势看,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有可能超过中央政府确定的16%的控制目标,达到20%左右。退一步讲,即使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6%上下,由于投资规模高基数和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也足以支撑经济的较高增长,封死经济大幅下滑的空间。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经济周期理论是解释经济波动成因和界定经济周期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当然也有必要运用经济周期理论来加以解释和说明。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三种周期现象,即年的基钦短周期、年的尤格拉中周期和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而一个长周期,一般包括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从三种周期之间的关系看,长周期制约中周期,中周期制约短周期,并且这三种周期还分别与技术创新相关。经济长波理论研究表明,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四个长波周期,而第五经济长波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前三个经济长波所分别对应的机械化、铁路化和电力化可以概括为能量转换技术的创新,而第四波的电子化和第五波的数字化则是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新的技术产业在成长期内带动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而当新的技术产业渐趋成熟,增长速度会下降,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当又一轮技术创新开始,经济便进入下一个长波。工业先发国家经济长波大约为年,上升期和下降期长度基本相当。工业后发国家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现成的成熟生产技术,技术起点高,普及快,因而长波周期变短,大概在36年。

  从成因分析,引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如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等的变化;二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变化、政权更迭、战争突发等。一般而言,内生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往往是常规性的和渐进的,波幅较小;而外生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则大多是剧烈的和突变式的,波幅较大。对于制度变量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往往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早已定型,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似乎可以视为一个常量。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制度变革和创新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外生变量予以考虑。因为其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热情,为技术产业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体制条件。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理论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划分为三个周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划分为四个周期。其实,存在分歧原本是很正常的。因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必然会划分出不同的经济周期。在我们看来,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并考虑到体制变革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作用,那么,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至今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2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又包含了两个短周期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因为在1981年和1989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明显下滑,明显看出是一个周期的拐点,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周期,主要是以制度变量这一经济周期的外生因素推动的。这一年小平同志发表了着名的“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的宏大目标。如果说在此之前出台的改革举措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转圈子,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和“改良”意味的话,那么,此后的改革措施则实现了质态飞跃,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和带有实质性的改革。由于改革的大方向和根本目标已经明确,改革也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样一种深刻的体制转换和制度创新,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微观经营主体的潜能,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旺盛、不竭的活力。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较长的时间过程,制度变革和创新的能量也要陆续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无法用基钦短周期和尤格拉中周期来做出解释的。换言之,即使不考虑其他影响中国经济周期的因素,仅就制度变革对经济周期的推动作用而言,从1992年开始的经济周期也是一个经济长周期。

  或许还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现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而就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看,其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高增长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是古典型周期,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已转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景气下降也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主旋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位势提高,经济波动也一改以前的大起大落状态,波幅明显降低逐渐趋向平稳。认清经济周期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也是很有帮助的。

  三点结论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1、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2、即使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势头减弱导致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因为这种放缓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改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积蓄增长后劲,使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能延续更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放缓对经济持续高增长是有利的。毕竟,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低质量的经济高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3、我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在看到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困难因素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拉动经济高增长的各种有利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中央计划单一拉动”已经转变为“多元经济主体共同拉动”;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总量的基数仍然很低,增长空间很大;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把握能力和政策调控技术有了提高,已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变化。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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